□ 李 纲

演进：从“分水盟约”到“均水而治”

张掖黑河“均水制”，也有专家学者称之为“分水制”，但我更倾向于“均水制”。一个“均”字，更能体现张掖先民们“以需调水、公心护水”的治水理念和治理智慧，远不是那个高高在上、冷漠无情的“分”字可以涵盖的。而这一制度，作为西北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管理的典范，其记载贯穿在《甘州府志》《高台县志》等文献中。

考据黑河“均水制”沿革，众说纷纭。但毋庸置疑的是，其发展历程当是“从军事屯田”到“生态统筹”的不断演进。这个过程是动态的，也是不断变化的，更是日益丰富的。这些变迁，背负着特定时代的现实考量，也集中反映着每个时代“治水、用水”的认知纵深。

在匈奴语中，“祁连山”就是“天山”，发源于祁连山的黑河就是“天赐之河”。正因着这“一山一水”的护佑，才造就了张掖特有的复合型生态系统。张掖境内祁连山水源涵养区、天然湿地和人工湿地、荒漠戈壁三大生态系统交错衔接，冰川雪山、森林草原、湿地湖泊、沙漠戈壁交相辉映，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苍凉壮丽聚焦在一个镜头里。张掖人经常骄傲地给外地人介绍：张掖汇聚了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！但复合型生态系统又决定了其脆弱性的特征，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。这种脆弱性不仅仅是当下的，亦是历史的，更是未来的！黑河为什么要“均水”？为什么必须做好“均水”文章？原因就在这里。

有专家学者说，黑河的“均水制”初创于清代。但这一观点似乎忽略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，依托黑河生存、治理好黑河发展，始终是这片土地上各类政权赖以生存的必然举措。没有了黑河，先民们便无法在此繁衍生息；治理不好黑河，这片区域内的社会便无法保持长期的和谐稳定，更遑论发展。一直以来，黑河“均水”，解决的不仅仅是区域自然资源的分配问题，也是处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问题，更是影响各文明交汇融合的文化问题。显然，张掖黑河“均水制”清代初创的说法不成立。

从现存史料记载看，以国家意志明确进行黑河治理的时间至少应该从西汉算起。汉武帝时期，河西走廊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，设立了张掖郡（“张国臂掖，以通西域”之意），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枢纽。到东汉时，为更好地管理归附的匈奴、羌等部族，汉王朝又在张掖郡附近增设“张掖属国”（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载其“领侯官、左骑、千人、司马官、千人官五”），治所约在今甘肃张掖西北，辖区涵盖黑河中游核心地带。作为边疆“郡治”和“属国”，其设立与汉代对西域及北方民族的经略直接相关，核心职能就是“拓疆固边”“主蛮夷降者”（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）。既负责归附部族的安置、管理，又承担边防戍守之责，是兼具行政、军事和民族管理职能的特殊政区。在此，汉民与少数民族杂居，农业（屯田）与畜牧业并存，水资源（尤其是黑河）则是维系这一多元社会的关键，是农业生产、人畜生存、边防屯田的“命脉”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载河西“用事者争言水利”。汉武帝设“张掖农都尉”，沿黑河两岸开渠屯田，“置田官，吏卒五六万人”，曾经的戈壁滩上渐现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景象。可见早在西汉时期，张掖郡已经开启了黑河治理。东汉时期，张掖属国更是通过“设官管水”（沿承西汉“水官”制度，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中的“都水长丞”），明确制定用水规则：优先保障军屯用水（巩固边防），其次协调汉民与归附部族的灌溉时段，避免因水资源冲突引发民族矛盾。

这种分配制度，实质是将“水权”纳入区域多民族治理框架，以水资源的公平利用来维系族群和谐，保证社会稳定。也正是依赖于这些早期黑河的有效治理——水资源支撑了农业生产与人口存续，使张掖郡及张掖属国能在边疆立足；其行政与军事管理，又保障了黑河治理的持续性与公平性，避免了水资源争夺引发的社会动荡。这种“政区——水利”的协同，不仅巩固了汉代对河西的统治，也为后来各王朝统治者治理黑河提供了资鉴，更为后世河西走廊的水利开发（如魏晋时期“屯垦水利”，高台骆驼城遗址出土的“屯田木简”里，仍能读到“亩收谷七石”的记载）奠定了基础，成为中国边疆治理中“水资源优先”原则的早期实践。

因此，用清代正式确立了黑河“均水制”这一表述似乎更为精准，也更接近于史实。这个“确立”，正是清代军事需求催生治水制度框架的现实考量。据《甘州府志》记载，清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，时任陕甘总督年羹尧巡视镇夷五堡（今高台县）时，当地民众“遮道具诉水利失平”，言上游张掖、临泽等地引水过度导致下游屯田区“禾苗枯槁”。此正值清廷在西北加强军事防御、推进屯田政策的关键时期，作为朝廷重臣，年羹尧深知保障下游屯田区灌溉对巩固边疆的重要意义，他考察研究后制定了“芒种均水法”：规定每年芒种前十日寅时至芒种日卯时，高台上游十八渠一律封闭，所均之水前七日灌溉镇夷五堡，后三日浇灌毛目、双丰二屯。这种“先下游后上游”的时序安排，确保下游在农作物需水关键期获得充足水源。

为确保制度落实，年羹尧以军事力量为后盾，明确赋予下游官员临时升格的监督权。在“均水期”内，下游毛目县丞“挂道台衔”，代行道员职权，以正厅级官员身份巡查上游，监督渠口封闭。对违规者可“先斩后奏”“格杀勿论”。同时，下游各县派遣181名“水使”驻守上游渠口，形成严密的监管网络。年羹尧还以陕甘总督的军事权威为这一制度背书，他调派军队协助巡查，军管治水，对违规引水者严惩不贷。民间至今流传其“官升一级”“军管治水”的故事。这种“临时授权”机制在《嘉庆甘州府志》中被称为“以权制水”，形成了“水规大似军规”的铁律。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，更成为河西走廊各内陆河管理的参照标杆。（未完待续）